魏体行书，简而言之，即魏体行书化。毫无疑问，首先要不失用笔或方或圆、结字谨严方朴等魏碑之基本面目，同时又要写得放纵雄肆、精神飞动，使之兼有行书特征。乍看起来，似乎很是矛盾，不太可能，但我们的先人却用他们的卓越实践，给予了完美的解决。

寻本溯源，自然还要先看一下魏晋六朝时代。其时是中国政治上最动荡、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稽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以及大量的碑刻、石雕等等，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开创了真善美的新时期。“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在这一时期被提出。雄强粗犷、浑厚朴实，象征着北方及中原民族精神性格的北朝碑刻，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的光彩。被誉为神品、妙品的《石门铭》、《瘗鹤铭》、《张猛龙碑阴》以及《云峰山刻石》等，不但堪称这一时期的杰出佳作，且已明显流露出行书的信息。遗憾的是，此后的千多年中，魏碑几乎被人遗忘了。唐、宋时期虽也有少数书家注意吸收魏碑之精华给行书以新的血液，如欧阳询、颜真卿、李邕、陈抟、黄庭坚等，但为数及魏碑成分实在是微乎其微。

直至清代，这个“无论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政治思想上，都是波澜起伏、流派众多，一环接一环地在发展、变迁或萎缩”的时代，魏碑才以其独具的面目，重新崛起于书坛。宋、元以降，历经了数百年“山重水复”之后，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个“柳暗花明”的新世界：古朴雄浑、严谨自由、神韵天然、意趣深邃，人们从大量的魏碑以及汉石、秦铭、周鼎、商彝中开扩了视野，陶冶了性情。那些一直被视若经典的汇帖本本，已显然不能满足于逐渐丰富并升华了的审美情趣。邓石如、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一大批书家，力倡碑学，另辟新径，各自从不同角度，创出了崭新的一代书风。至此，魏体行书作为一种新的书体，才得以成熟完善，自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