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巴赫譬作音乐史上的朱庇特，那么贝多芬就是从上界盗来天火赐福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的英雄气概在音乐创作中更多的张扬了人性的尊严，从而在三百年后的音乐领域里才真正完成了文艺复兴的最终使命。他使人们从人神观照的音乐内省中忽然觉醒出来，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这一时期也是相对落后的德国文化群落应时雀起的黄金年代，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一时代的总坐标。与贝多芬同年出生的黑格尔开始孕育在哲学领域确立起辩证法的统治地位;而以青年歌德、席勒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也早已经撼动过整个欧洲。在这个时刻，贝多芬音乐的出现当之无愧地构成了整个时代的最强音，深深地激励着那时期渴望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心灵。他所开创的新的音乐特质，使音乐这一艺术门类从宫廷王侯的附庸风雅中、从市井阶层的自娱自乐里、甚至从宗教统治的樊笼禁锢下真正站立起来，从而相对于文学、绘画等“高贵”艺术形式也绝不逊色。这一新的音乐特质体现在对人类历史——一部正在战斗中展开的历史——的深刻把握，他的每一部伟大的巨著几乎都与时代精神密切关联。他对法国革命抱以的极大热情让后人看到了一个并非音乐家的贝多芬，这在他的前辈那里是无法想象的僭越。他与政治的相关性又反过来促成了音乐本体与社会活动相结合，除歌曲外，在大型的严肃音乐作品中饱含了激进革命理想的作曲家，贝多芬应为第一人。在他身后，一批优秀的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迅速成长起来，舒伯特、柏辽兹、门德尔松、瓦格纳，直至后来的勃拉姆斯，那真是十九世纪群星璀璨的世界文化奇观！贝多芬的英灵哺育了他们。

贝多芬的一生是不断和厄运抗争的一生，也正是他的苦痛的人生经历和桀骜不驯的抗争精神造就了他一生的成就。他不具备莫扎特式的源源不尽的天才——但也许在一切艺术领域都不会再有这样的天才；他也天生拒绝海顿那样谦卑温和的处世原则，这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却成为了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的大幸。是的，如果联想有助于我们认识，那就发挥我们的潜能吧——一个以听觉艺术征服世界征服人心的艺术家当他刚刚步入成熟即要失去他那最可宝贵的听觉，这意味着什么？！三十二岁的贝多芬在遗嘱中这样悲切的写道：“孤独，完全的孤独。”但那颗无比刚强的心旋即又迸发出对艺术、对生活无以复加的炽爱——“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阴鸷的命运场景就此展开，而正是与这命运不休的搏斗中他成就了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并不能使我有所屈服！”当心中每每回响起巨人这聩耳的宏音，我总不禁会热血奔涌。历史不会承认假设，但如果贝多芬真的不曾有过失聪的罹遇，我不知道今天的乐史我们还能如何去概说。诚然，我们不能割裂历史的渊源去凭空幻化“神”的光影，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去回眸贝多芬所处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封建主义正趋于没落，资本剥削的残酷性也已经初露峥嵘。就这样，海顿颇为“有幸”地沦为了没落贵族庇护（而根本是压迫）下最后的殉葬品；而莫扎特却要终日为对出版商的负债疲于奔波，这使得这位英年35岁迄今人类最伟大的天才过早地撒开了谬斯的手。这是前贝多芬时代音乐家的普遍宿命。然而，贝多芬却恰恰瞥见了这时代朝气蓬勃的一面，他的深入骨髓的叛逆精神与这个时代的英雄气息不谋而合。当新兴资产阶级凭助蒸汽机的力量向世人充分展示他们再造新世界的勃勃雄心的时候，艺术生产者的从属地位也在充满变数的动荡中愈加不确定了。在这个矛盾深刻的时代大变革中，贝多芬异常敏锐地发见了他与这股新生力量血脉相通的契合点，他为此欣喜若狂、振臂高呼，奋不顾身的为这如旭日东升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为其自己——吹响了进军的号角。这是贝多芬的幸运，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时代的幸运？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贝多芬找到了艺术乃至生命的依托，而时代也应为孕育了贝多芬这样的勇士感到欣慰和自豪。当安于现状的后人匍匐于中庸、苟且、萎靡不振的低谷回望起历史深处那座兀然高耸的大峰歆羡地啧称道：“瞧，那就是贝多芬时代！”的时候，我想，这正是那一时代的骄傲。

节选自本人一篇网文，撰于2005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