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举国上下对其褒贬不一。由于媒体对施剑翘在法庭中感情的宣传，以及孙传芳的军阀身份，施剑翘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一情感因素的推动下，施剑翘基于孝道的复仇，被当时的媒体描述为“现代侠女”，时议也倾向于她。全国妇女界，多以施剑翘为妇女界之光荣。在许多请愿团体的电报中，施剑翘的复仇行为被称为“为国锄奸”“为民除害”，非但无罪，反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

与此同时，部分知识精英和左翼评论者指出，施剑翘的作为属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后者以这种儒家孝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强国观相抵触。如《国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为基础的私人复仇被提倡，将引发暗杀之风，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这种观点，多置社会的概念于家庭伦理之上。

还有一种声音，乃是要求司法独立，坚持法外无情。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的若干文章，都力图申说“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此种主张强调法律威严，反对“为孝屈法”，却因当时复仇正当性与弱者反抗强权正当性下的大众同情，而被舆论边缘化。

对施剑翘的评价涉及公众同情与法治的关系以及传统孝道的重要性。情是一种道德观念，虽在任何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流道德，但社会不同层次在理解上存在分歧。过于崇情而屈法，虽可收一时之效，但难成法治之功。民国时期，传统道德、法律仍占有一定地位，施剑翘替父报仇凸显了其“孝女”“侠女”之风，却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次以身试法之举。

施剑翘在复仇案中建立起来的声誉一直延续。自抗日战争起，施剑翘组织募捐活动，积极办学，协助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建设做出了贡献，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表。